企業的創新需轉化為行動及結果

2002年，英國《經濟學人》曾宣告“偶像的黃昏”來了，它是對的，從此許多人也認為我們不再需要偶像。但是，到了2014年，人們強烈地發現還是需要偶像，無論是《中國好聲音》還是《爸爸去哪兒了》的熱播，都表明人們需要偶像也需要創造偶像。今天的時代，還是需要具有超凡能力的新商業領袖，蘋果與阿里巴巴兩家公司創造的市值，足以說明問題。在人們一片歡呼和關注之后，我在想，如何去界定新的商業領袖特質呢？下一個蘋果或者阿里巴巴會是誰呢？正當我無法界定新商業領袖具有什么樣特質的時候，德魯克先生在1985年寫就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給了我一個很好的視角，讓我能夠尋求具有真正意義上的新商業領袖。

在商業史上，擁有遠見的企業家早已提出過零星的創新性思維。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經濟繁榮與社會發展正是企業家創新性思維轉化為行動的結果，正如德魯克先生在書中所言：本書認為在過去的10～15年間，在美國出現的真正的企業家經濟是現代經濟和社會史上最具深遠意義與最鼓舞人心的事件。這種現象本身引發了德魯克先生的思考：什么是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何時以及為什么進行創新與企業家精神的實踐？

 

事實上，商業本身已經進入了一個自我探索、理論和實踐結合的領域，德魯克先生提出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是為了探討他們的行動和行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復雜的理論、嚴謹的分析，不斷地啟發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辯論和研究。在與人們一樣堅信創新與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的前提下，德魯克先生更注重于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實踐。“事實上，他將創新和企業家精神視為企業高層管理者的工作的一部分”，這是德魯克先生的著眼點。

 

創新是實踐的創新。德魯克先生在《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一書中告訴人們：“創新是有目的性的，是一門學科。”所以德魯克先生首先向讀者展示了企業家應該在哪里以及如何尋找創新機遇。隨后，又探討了將創意發展成可行的事業或服務所須注意的原則和禁忌。在做這部分分析的時候，德魯克先生認為：創新是企業家特有的工具。他們憑借創新，將變化看作開創另一家企業或服務的機遇。創新可以成為一門學科，供人學習和實踐。企業家必須有目的地尋找創新的來源，尋找預示成功創新機會的變化和征兆。他們還應該了解成功創新的原理，并加以應用。

 

我會想到一個例子，孟加拉經濟學家尤努斯，他創造性地締造的“微貸”事業正在以成功的商業運作在全世界范圍內消滅貧困。尤努斯的項目已經遍及100個國家，累計為400萬窮人放貸53億美元。2004年，尤努斯甚至向26000位乞丐放貸，每人9美元，這些錢可以讓一個乞丐開始販賣糖果等小生意，而不是沿街乞討。2005年，尤努斯被評為1979年以來全球最具影響力的25位經濟領袖之一。尤努斯的創新實踐正是德魯克先生理論的一個全新例證。

 

企業家精神是創新實踐的精神。如何成功地培育出企業家精神，是德魯克先生重點討論的第二個問題。德魯克先生從現存企業、公共服務機構以及新企業三個方面來討論企業家管理。這三類企業也正好涵蓋了目前我們能夠理解的所有組織機構的特性，現存企業會更多地從商業的角度出發，注重那些與企業息息相關的社會問題，對社會問題的長期關注，可能會從根本上重新定義“公司”的根本目的。公共服務機構，更多的是從社會問題本身出發，將企業的管理技能運用在社會目標的實現上，它們通常具有更強大的道德力量。最后是新企業，一如其在所有主要的企業家時期所表現的一樣，新企業將繼續成為創新的主要載體。托馬斯·愛迪生說過：“如果所有人都能真正做到力所能及的事情，結果會使我們自己震驚。”

 

企業家戰略是創新市場的戰略。如何成功地將一項創新引入市場是企業家戰略的核心。德魯克先生告誡我們：創新是否成功不在于它是否新穎、巧妙或具有科學內涵，而在于它是否能贏得市場。不具有創新市場的能力就會被遠遠地拋落在后面，這是人們的共識。但是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是否理解，而是在于別人已經開始全新商業理念的運用時，我們卻處于被動的狀態。因此在判斷是否具有創新能力的時候，我們需要看到的是以什么樣的方式進入市場。

 

《創新與企業家精神》是一本基于創新但又強調行動的書，我也堅持這一點正是本書最為精華的地方，如果創新停留在觀念、思想和制度上，創新沒有轉化為行動和結果，創新就沒有任何價值和意義。而企業家的本質就是實踐，所以，我們需要安靜下來，評判一下我們與德魯克先生所倡導的有多大的差距，或者我們可以對照德魯克先生的觀點想一想：我們是否讓創新轉化為行動及結果。如果好好地深讀這本書，我們一定能夠做到這一點，進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領袖。